I, Me, Myself

 
台灣教育沒競爭力 新生代父母焦慮  ( 中國時報 2007.11.12 )


　教改十年不但孩子的升學壓力與日俱增，學生的程度更是不升反降，新生父母的焦慮指數節節攀升。另外，超過六成的家長認為，現行的教育制度下，窮人翻身的機會愈來愈小。

　根據本報最新民調，有五四％的家長表示教改讓自己孩子的程度變差了，台灣學生的素質以往傲視全球，但教改十年後已今非昔比，有六成的家長認為台灣的教育品質在全球已經沒有競爭力；尤其是廿幾歲的新生代父母最為憂心，高達八三％認為現行教育制度無法培養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下一代。三、四十歲家長也有六成出現類似的焦慮。

　「書包減重」是當年教改的另一個響亮口號，但事實上，這些年來孩子的書包卻一年比一年沉重。調查發現有七四％的家長表示孩子的書包變重了，其中，父母年齡層在三、四十歲間的感受最深，有八三％兒覺得教改後孩子的書包變得更重，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父母。孩子才念小三的王媽媽說，書包有沒有變重，教部官員隨便到任何一所學校門口抽查便知道，以前國文課本一本而已，現在一科卻有三、四本。

　此外，陳水扁總統以三級貧戶之子，當年透過苦讀參加聯考出頭天，至今傳為美談。但這次調查發現，六一％的受訪家長表示，十年教改之後，未來窮小子出頭天的機會愈來愈小。

　本次調查於十月九日至十六日夜間進行，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簿為抽樣清冊，並以電話號碼的尾二數進行隨機抽樣。共成功訪談一千零五位家中有子女在國小、國中和高中職就讀的家長。訪問結果並依台灣地區之各級學校人數比例分布進行加權。在九五％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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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站在不同起跑點 ( 中國時報 2007.11.12 ) 


　午後的台北街頭，倚著賓士車門的小六生小夫，望著車水馬龍的南京東路，想起每天得忙著穿梭在學校、補習班和才藝教室之間，周末還要等家教老師，微白的臉龐不禁顯露疲態；同時間，和外公、外婆相依為命的台東縣鹿野國中生彩薇，必須和姊姊輪流煮晚飯，農忙時還得採咖啡豆貼補家用，一斤工資是十八塊，稚氣未脫的她得意地說，「畢業旅行的三千八百元費用，是我自己賺來的。」

　這不只是一個教改的縮影，也是台灣教育最迫切的課題。每年秋天，有廿、卅萬的孩子歡歡喜喜地進入小學，開始接受國民義務教育，也為九年後的升學考試作準備。但這當中每年至少有三萬人，因家庭經濟、城鄉落差及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才踏入校園就已經輸在起跑點。台灣社會歷經十年教改，其結果卻是拉大城鄉差距、加重父母負擔，孩子們的升學壓力非但未曾稍減，反而變得更加沉重，甚至出現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份試題 呈現兩個世界

　今年國中基測成績揭曉，位於台北大安區的金華國中，成績果然如預期亮麗，全校平均分數為二一九分，半數學生的ＰＲ值超過九○（前十％）；但同一份試卷拿到台東，全縣廿二所國中，卻沒有一校平均分數可以達到一五○，瑞源國中全校平均分數甚至只有六十二分，新竹五峰國中更只有五十七分。五峰國中校長葉志德為了鼓勵學生用功讀書，校長室掛了前三志願學校的書包，書包裡還擺著第一學期的註冊費，只要考上這些學校，就幫學生找資助單位，提供三年所有學費。但多年來新竹中學的書包，一次也沒送出去過。

　在新竹縣竹東鎮天主教堂，義務為原住民小孩補習的曾修嫦老師說，「來這裡上課的孩子，有的剛進來時英文考不到十分，基測總分只有卅、四十分的比比皆是，很多人國中畢業，連英文廿六個字母都還不會，這怎麼跟人家比？」一切都得從頭開始教。她感慨地說，直到經過五年努力，今年才有同學成績達到一百五十分。

　教育資源 城鄉差距極大

　反觀首善之區的台北市，卻幾乎找不到像後山離島及偏遠地區學校成績普遍低落的案例。金華國中老師陳惠美說，都會區補習班林立，教育資源豐富，文化刺激也多，加上鄉下師資稍差，城鄉差距一定愈拉愈大，尤其是英語的雙峰現象。同樣在金華任教的徐志雯也以她擔任導師經驗指出，全班學生在七、八年級時約有五成以上在校外補習，升上九年級，比例更高達近八成。這樣拚下來，有一半都能考上公立高中。

　談十年教改，在台北縣貢寮國中服務廿幾年的教務主任游文言感觸尤深，他說，過去較貧窮的年代，至少學校還可以出現像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林錦村等這樣的傑出校友，現在教育環境丕變，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後就不行了，今年他們學校最高分也只有一位二百分，還是無法擠上前三志願學校，部分學生的ＰＲ值還不到五（後五％）。

　升學壓力 扼殺孩子天分

　分數有高有低是自然現象，但不合理的是為什麼高分群總是落在都會區，低分考生卻集中在偏鄉？五科滿分三一二分的國中基測，要拿一五○分以上，對都會孩子而言並非難事，但為何有這麼多偏鄉的孩子讀了九年書，國文、英文、數學卻連拿卅分都很難？

　教育的城鄉學習落差，究竟是怎麼造成的？長期關懷城鄉教育議題的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不諱言，根本原因是「貧富」，再加上教改方向偏差，導致問題愈來愈嚴重。他甚至批評教育部的許多政策，都是由優勢學生家長所主導，忽略了弱勢家庭及孩子的需要，以致產生許多教改亂象。

　然而，除了城鄉落差，孩子們的學習又如何？一位台北高中老師在今年七月，投書本報時論廣場表示，十多年前，他剛考完聯考的那天晚上，放下糾纏三年的重擔，和家人共進晚餐時，在餐桌上，有感而發說「還好，妹妹以後不必聯考了。」

　「當時，十年教改剛起步，我的妹妹五歲；今年，妹妹已經是高一的學生了，下課生活被滿滿的補習給占據，妹妹雖然很有繪畫天份，但升學的壓力讓她沒辦法盡情的發揮自己的長才。」這位老師說，「十年教改不是要給孩子一個壓力少、負擔少、多元學習和探索的教育環境嗎？但教改實驗十年下來，一切如昨，考試領導教學的鬼魅、升學主義的幽靈，未曾散去。」

　教改實驗 早已迷失方向

　毫無疑問地，這不僅是一場起跑點不平等的競爭，也是一場迷失方向、偏離目標的教改實驗。

　儘管十年教改千頭萬緒，但國民教育的根基若不打好，其他改革都是空談，而辦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也更是政府無法推卸的責任。這是我們之所以選擇探究國教為主題的原因。

　然而，十四年前開始點燃的教改運動，畢竟已徹底改變台灣教育的原貌，當年教改文宣資料，曾經勾勒未來學童的圖像：「不再背著沈重書包，畢業後擁有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相處，學會成長…等可以帶著走的十大基本能力。」

　但十年過去了，台灣社會是否體認到當前最迫切的教育問題？而教改在最基礎的國教部分又繳出什麼樣的成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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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米碗糕的平等受教權？  ( 中國時報 2007.11.12 )


　教室穿堂的走廊上，張貼著生日許願卡，有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女生寫著「我要當美髮師」，另一個小六男生用豪邁的語氣說「我要當老大！」你知道嗎？我在台北教了二十五年的書，從沒聽過這類願望，都市孩子不是要上建中、北一女，就是台大、政大。

　有一次學校小朋友參加縣賽，我問運動選手最想吃的是「麥當勞」，閱讀小博士最想吃的則是「我家牛排」！這些在都市孩子看來稀鬆平常的速食，直至今天，對鄉下孩子仍是稀奇。

　都市與鄉下學生在「志願」、「飲食」上顯現的城鄉差異，我早已見怪不怪，但學校基本設備的差異、受教權的不平等，我不能不說。

　在台北市，「班班有單槍投影機」已實施多年，然而在我的鄉下學校，十一班二百三十八位學生，共用一部老舊單槍，老師搶著用。上學期因為使用過度，壞了沒錢送修，就向鄰近學校借一下，用完就得歸還，至於台北市「電子書包」、「無線上網」等高科技資訊、網路使用的城鄉落差，就更不用談！

　讓我最不平的是人員編制的城鄉落差，阿扁市長時代，台北市的教師員額編制已拉到一點八，目前台灣省編制卻還不足一點五。

　以台北市六班小學為例，行政編制有三個主任，至少六個組長，外加一名系統管理師；我的十一班鄉下學校，卻只有二名主任、二名組長，所有老師都要兼行政工作。

　不可思議的差距是，台北市湖田國小全校八十幾個學生，竟有廿七位老師；雲林縣一百五十六所國小中，全校六班的小校超過一半，共八十三所（其中四十二所學生數超過一百人），編制只有九個老師。

　同樣受少子化衝擊，台北市九所六班小校，享有充足經費與資源照顧學生，台灣省很多六班小校，卻岌岌可危擔心被裁併或廢校！同樣在台灣，卻一島兩制，我不禁要問這是啥米碗糕的平等受教權？

　（雲林縣莿桐鄉僑和國小校長簡三郎，甫從台北市國小返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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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3萬個蚵殼 補習1個月 ( 中國時報 2007.11.12 )


　初秋傍晚，雲林縣口湖鄉宜梧國中的葉人誠，拎著塑膠袋裝的白飯、菜餚，那是午餐剩下的飯菜，黝黑的他站在放學隊伍顯得靦腆；十四歲的人誠，就像寒天時節，成千上萬逆流洄游的烏魚，抱著遠大志向，腳下就是勇往直前。

　在塞滿蚵殼的矮破房子屋簷下，下肢蜷曲癱瘓的葉媽媽，雙手穿著蚵殼，一串十個工資一元，掉在腳下也許連彎腰都嫌懶的一元，對這對母子來說，一個錢要打十個結。

　「請問，英文補一個月多少錢？」葉媽媽打電話到補習班。

　生活最要緊 提升課業往後擺

　家裡靠低收入戶補助津貼過活，人誠拿定主意好好用功，月考都在十名內，只可惜英文不爭氣，只考四十幾分，為了更上層樓，他有個心願想補英文。

　「三千元！」電話那端說。人誠媽媽快速掛掉電話，全家三口一個月生活費不過一萬元，三千塊補習費是天文數字。

　母子決定綁蚵殼賺補習，周末一起蹲在屋簷下穿洞、打結。瘦小的阿誠，吃力提著三串蚵串兩端，甩上門外積成堆，這只是補習費的百分之一，綁完三萬個蚵殼，才夠補習一個月。

　人誠的拚命，不禁令人想起五十年代的台南官田，那個瘦弱的佃農之子奮鬥變成政治領袖的動人故事。

　五十年後的今天，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教育的城鄉落差越是明顯，當台北的孩子忙著補習，不想輸在起跑點時，台東、南投等地的偏鄉小孩卻必須為自己的下一餐努力。今天出身海邊村落的葉人誠，不補習光靠學校讀書鹹魚翻生的機率有多少？

　全家忙翻天 家長忘了開學日

　新竹縣尖石鄉後山的秀巒國小，這個學期開學，應該有卅位一年級新生報到，開學日當天竟然有十位小朋友沒來，學校老師帶著替代役男騎機車滿山找，原來是許多家長忘了開學日，大清早帶孩子上山幫忙採高麗菜去了。台東瑞源國中校長張新發無奈地說，學校老師在課後輔導、生活照護上真的已經盡心盡力了，留在村子裡的孩子很多是隔代教養、單親及低收入戶等教育弱勢生。這些學生的家庭功能薄弱，連三餐都難保，如何支援教育？「在這裡學校老師要肩負八○％的教養責任」，學校教育扮演更吃重的角色，往往是先解決生活問題重於提升學科能力。

　像新竹、台東這樣的結構性問題，各地偏鄉都有。

　就讀南投縣信義鄉民和國中的小明，父母不常在家，師長偶遇家長，請他們關切孩子的功課，卻常得到「老師，我們家小孩不是讀書的料啦！以後畢業不用升學，讓他出社會工作就好啦！」的回應。小明今年基測只考了ＰＲ值十以下的成績，他坦言這樣的成績沒學校念，只好像父母親一樣到山區打零工，但他還是希望現在念國一的弟弟不要步他和父母的後塵。

　低收入家庭 先天後天都劣勢

　台北縣萬里國中在創校卅八年的歷史裡，只有前四屆的學生考取過前三志願，今年五十八人參加基測，其中就有廿二人ＰＲ值在十以下。這些考生的家庭背景也多為單親及低收入戶。

　「基礎不佳與家庭環境是造成學生學習成就低的主因」，已經到該校二年的李永旭校長指出，家境尚可的國小畢業後，多選擇越區到基隆讀國中，留下來的「二軍」，學校老師教起來挫折感很重。台南縣某個鄉公所為了鼓勵學生留鄉就讀，特別祭出三年學雜費全免及考上志願發給十萬元獎學金的措施，依然有五成以上的學生外流。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李永旭說，他們學校有一班，三年六學期換了五個導師，因為偏遠教學資歷對老師可以加分，很多老師加完分就走人，少了加分誘因，老師又不肯來。「這問題有解嗎？」

　「電視新聞不是都說，大學生和修車工人薪水差了一倍」，台北縣欽賢國中兩位ＰＲ值只有五的學生，異口同聲地提出「讀書無用論」；這樣的結果讓剛從台北市回雲林莿桐老家服務的僑和國小校長簡三郎很訝異。

　看學生志願 城鄉差距攤眼前

　他說，在台北教了廿幾年書，都市孩子的志願八九成都是要上建中、北一女，光從學生的志願就可以嗅出教育的城鄉差距了。

　看著學校裡半數以上隔代教養的孩子，國中畢業不想升學居多的現象，台南縣左鎮國中校長胡清旺感慨萬分地表示，過去我們說「富不過三代」，但現在卻是「貧逾三代」。他說，現在偏鄉的孩子不但沒有父母支持，甚至還要分擔家計，沒錢念書，體認賺錢比讀書重要，這背後潛藏的社會危機，實在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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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鄉僻村 爭氣只能靠自己  ( 中國時報 2007.11.12 )


　隔代、單親、外配、中低收入戶家庭的孩子，就像背負著原罪，求學暖身不足，遑論多次練習，想與都會孩子一較高下且勝出，得長期補充毅力與勇氣的「蠻牛」。

　下午放學，雲林縣口湖國中一年級的阿田快步回家，若非亦步亦趨，很難找到他家，因為在比人還高的草叢中，沒人相信還塞著一間破寮能住人。

　每天都像荒野求生記，阿田回家就趕快洗澡，熱水來自天然日光曝曬，餘暉是浴室的燈，盛碗白飯端進房裡，祖孫兩人關起木門，以免長蟲潛入。

　桌上一碗白帶魚、鹹蛋，那是中午吃剩的營養午餐，阿嬤說「魚很新鮮，可以配好幾天。」

　「伊啊，沒父沒母，緊一點才不會放鬆，伊若沒準時放學回家，我就變臉了！」阿田只能考第一，考第三阿嬤就揍，「沒米兼閏月（屋漏偏逢連夜雨），沒法度。」

　上次模擬考，阿田考全班第三、全校第八，阿嬤聽了邊發作邊搖頭，「什麼！越讀越落地，考到第八名？」

　阿嬤的口頭禪「隨在你啦！」「要學好，要學壞，隨在你啦！」「要讀書，要拿鋤頭，隨在你啦！」阿嬤四兩撥千斤，阿田不敢出聲。

　三坪大的斗室裡擺了兩張床、一張書桌，床上一疊疊教科書是阿田的寶藏，「我喜歡上學，可以得到很多知識！」破厝內的昏暗日光燈，也是阿田讀書的光線來源。

　買不起參考書，遑論補習。阿田一顆求知若渴的心勝過那些，即使剩菜剩飯當一餐，也讀出三名內好成績，相較於多「元」入學的家庭，阿田只有微燈一盞，名列前茅簡直是「奇蹟」。

　晚上七點，阿田在破寮溫習功課的同時，十公里外的蚵寮村，一群國小的小朋友魚貫地到村長家報到，他們和阿田哥哥一樣，都像惡水中的小舟。

　「教育對阮沿海的囝仔真不利，沒有安親班、補習班，就算有，攏是單親、阿公阿嬤帶大，外籍媽媽生的，也讀不起。」蚵寮村長陳玉釵無法忍受阿公阿嬤經常到晚上還在找孫，決定開免費安親班。

　一開始只想收五個，第二天來了八個，第三天暴增到廿多個。陳玉釵索性到學校逐一清查弱勢家庭孩子，登門邀請，比老師還像老師。

　「不要亂跑，不要變壞，是基本的。」陳玉釵說，她的孩子工作都不錯，就是以前有讀書，她更希望村?堛漱p朋友，從小打好課業基礎，前途才會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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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8成補習 補教千億商機  ( 中國時報 2007.11.12 )


　政府推動教改已經十四年，但是效果似乎適得其反！本報最新民調顯示，七十二％的家長認為孩子的升學壓力反而比聯考時代增加，家中有國中生的父母，竟有高達七十七％讓孩子補習，為國內歷次民調中最高的一次，顯示學童補習現象有惡化傾向。

　十年教改標榜要讓孩子的課業負擔減輕，並曾誓言要讓國內的補教業蕭條，但相當諷刺的是，拜教改之賜，國內補教業這幾年業績蒸蒸日上，家長荷包卻相對大幅失血。

　面對生意興隆景象，補教業者接受訪問時，滿面春風，笑臉迎人，半開玩笑說「這要感謝教育部，賞口飯給我們吃！」調查顯示，六十六％的家長表示現在有讓孩子補習，而學歷愈高，愈重視孩子的教育，讓孩子補習的比例也愈高。大專以上學歷的家長，讓孩子補習的比例超過七成，比中低學歷家長來得高。

　另外，家中有孩子讀國中的父母，高達七十七％讓孩子補習，爭取國中基測可以拿到高分，擠進明星高中。相對的，由於大學的入學門檻已經大幅降低，升學壓力略降，家有高中生的父母讓孩子補習的比例只有六十四％。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政府在民國五十七年就已推行九年國教，小學生應該是最沒有升學壓力的族群，但本次的調查卻發現已經有高達六十五％的家長，讓孩子補習英數等主科或才藝，比高中生補習的比例還要高，這顯示了九年國教雖然解除了過去小學升初中的聯考壓力，但國中升高中職的壓力仍在，在多元入學新制下，家長只有被迫將戰線拉長。

　根本教育部的統計，目前國內補習班家數已突破一萬七千家，是十幾年前的五倍左右，其中，招生對象為國中小學生的就有一萬五千家，占補習班總數的八成，也是成長最快速的部分。

　業者推估因教改而起的補習市場有千億的規模，甫卸任的補教全聯會理事長林進榮說得保守些「可能有五、六百億吧！」

　台北市教育局過去也做過類似調查，發現中小學生每周補習時數平均為六小時，而這還是二○○一年的數據，天下父母現在最想說的一句話就是：「饒了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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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孩子快樂的政府 就是好政府  ( 中國時報 2007.11.12 )


　多年前的一個夏天，曾聽當時的宜蘭縣長劉守成說，「能夠帶給孩子笑容、讓孩子快樂的政府，就是一個好的政府！」而我正陪著兩個孩子在冬山河畔，歡度他們每年盛夏必來朝聖的童玩節。事隔多年，童玩節已劃下休止符，那句話卻始終縈繞在腦海裡。

　今年暑假前，我們開始思索規畫教育改革專題，當年宜蘭縣長的自我期許，不斷盤旋在我心中。教改問題複雜，面向廣泛，我們究竟該從何著手？四一○大遊行開啟的教改之路，即使是說上三天三夜也講不完的；然而，孩子的笑容，孩子的快樂，卻是再單純不過的要求。於是我們選擇「把每個孩子都帶上來」的教改基本精神，以九年國教為本，透過形同田野調查的採訪及各地同仁的支援，試著探尋城鄉學習環境的差距問題，以及國中基測成績的雙峰現象。

　然而，實地走訪的心情卻是如此沈重。跑到海邊的麗蘭寫道，「那天到雲林口湖，沒料到會看見這麼窮、笑容卻那麼天真的孩子，即使採訪工作這麼多年，喉嚨卻像哽著東西，東北季風還沒來，眼睛卻一直想掉淚。」從台北飛到後山的榮麗描述她的親身經歷，台北有個媽媽怒斥孩子，「花這麼多錢給你補習，還考這麼爛！」但在台東，阿嬤忐忑地問她說，「我查某孫要怎麼樣才能拿到公費念書？我老了又沒錢，該怎麼辦好呢？」

　同樣接受九年國教，但城鄉學習環境卻有如此大的落差，主跑教育部的國棟認為，政府有責任提供一個「立足點平等」的教育環境，讓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也有機會出人頭地。他說，十年教改高喊「快樂學習」、「多元教學」、「紓緩升學壓力」，卻忽略了國民教育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精神和價值，那就是「教育機會均等」。

　追求均等的教育機會，公平的學習環境，這似乎不只是教改問題而已，更是一個有經濟對比、價值差距的社會問題。譬如，在台北市私立小學教書的朋友說，學校的家長會長夫人受不了班級收費遲遲收不齊，竟扯開嗓門喊：「不過四千塊，有那麼困難嗎？」這讓我們想起那個串蚵殼的媽媽聽到「每月三千元」補習費，慌得趕緊掛電話的畫面。這樣巨大的落差，多麼令人心酸。

　負責彙整的志清拿《芬蘭驚艷》一書為例，他說，芬蘭之所以從一個失業率高、負債居高不下的國家，轉變為世界競爭力第一的國家，靠的就是執政者的視野，願意在國家經濟狀況最差的時候投資教育。怎麼做？就是「一個也都不能少」，政府要能提供公平教育機會的政策。

　不過，我們固然為窮困孩子的處境感到難過，卻也為富裕孩子的學習苦悶覺得憂心。有錢、沒錢，都是眉頭深鎖，究竟問題出在那？敏煌認為，孩子誕生的那一刻，我們都承諾要給他最好的，要栽培他考第一名，樣樣都出人頭地，但卻忘了生命存在的意義，社會的多元價值。他說，給孩子自由的空間就是成長最好的動力，過多的關懷不是真關懷，反而是壓力。

　這是我們的教育，在貧富差距、Ｍ型社會及學習雙峰現象的背後，那快樂與鬱悶、笑容和哀愁交織下的兩個世界，讓一路走過的每個人都感慨良多，麗蘭寫下她的心得：「我忽然想起了吃鹹魚的阿田，心裡很難受，又掛念他阿嬤，到底有沒有去買檯燈？」但這句話又該向誰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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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百萬 讀書像在軍備競賽  ( 中國時報 2007.11.12 )


　知道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國中畢業要花多少教育經費嗎？一三三萬！對經濟狀況許可甚至富裕的家庭而言，這還只是「陽春型」，有的父母光是幼稚園階段三年就投資近百萬，十二年下來的教育支出逼近四百萬元。有如一場教育的「軍備競賽」，人生的豪賭，在都會叢林中生活的父母，再苦也沒人敢缺席，而這不過是都會雙薪家庭在現實壓力下的無奈寫照。相形之下，窮人家的孩子，在這場賽局中將永難有出頭的機會。

　教育支出像豪賭 卻不敢缺席

　「妳小學六年念下來要花一七○萬，爸爸連念完研究所，總共還花不到這些錢的一半呢！」李爸爸邊對女兒說，邊盤算著教育費，臉上還堆滿慈祥的笑容。

　對他來說，一七○萬雖然沉重，卻是一個甜蜜的負擔。

　李爸爸是文化工作者，太太是老師，家庭經濟狀況還過得去，因此決定讓女兒就讀位於台北近郊一所私立貴族小學，單單學雜費加上家教費一年接近卅萬，這還不包括訂閱雜誌、買課外讀物、出國遊學等廣義的教育支出。

　雖然貴，但女兒小學畢業後，他們還是打算繼續讓她念國中部。李爸爸認為，這樣學習才能銜接得好，否則到了程度參差不齊的公立學校，想要銜接、加深學習，恐怕很難，尤其英文程度落差最大，變成不進則退，那小學一七○萬的投資不就白花了嗎？

　怕輸在起跑點 補習變成流行

　住台北市東區的陳爸爸聽鄰居推薦，參觀了一間全美語補習班，每學期七萬五千元的高學費，讓陳媽媽陷入長考，「天哪！比私立學校一個學期的學費還貴呀，它只是個每天上兩小時的補習班而已！」

　苦讀出身的陳爸爸，別的事老拿不定主意，砸大錢給孩子補習卻像變了個人似的，深吸了一口氣後，立刻決定去繳錢，難得的果斷，連陳太太都嚇了一跳。

　「妳以後留房子、一千萬……給她，都不如留一些能讓她帶著走的能力有用。」陳爸爸一次次對太太講，並藉此催眠自己，這麼做是對的。

　每個月領不到三萬塊的梁小姐，暑假前幾天也開始上網、看報找國外遊學資訊。在親友贊助下，升國二的兒子今年暑假終於登上飛往英國的飛機。三個星期後，她和先生總算把兒子盼回來了。奇怪？雖然時間不算長，兒子卻變得更有自信，見到人顯得落落大方，而且樂於分享在國外的所見所聞。

　梁小姐觀察兒子的反應後，認為十八萬換到兒子的自信、同儕刺激和向上的動力，真是值得。現在她已開始努力存錢，希望明年再讓兒子出國開開眼界。

　砸重金培育子女，不是有錢人的專利。在台灣各地，也有許多中產階級的父母，即使現在經濟大環境不好，薪水十幾年未調，工作談不上穩定，外頭民生物資又漲個不停；但在「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好」的共同信念下，看到別人家的小孩補這補那，不怕花錢，就擔心自己孩子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輸在起跑點」。

　為了加強「島內競爭力」，參加校外補習成了一種流行。

　父母咬牙投資 孩子未必快樂

　在快樂學習、減輕升學壓力的教改口號下，為什麼補習班不減反增？

　「在課業上，國小不需要任何補習」，新莊中港國小陳建忠老師，很心疼那些奔波於補習班的小朋友。目前擔任北縣教師會教學部主任的陳建忠，與中低年級學童互動久了，很清楚他們的需求和壓力是什麼？

　他說，雙薪家庭送小孩到安親班多是不得已，因為孩子放學時爸媽還沒下班，只好送安親班暫時托育，順便作作功課，但有人續攤，再把孩子從安親班送到補習班，「我真的很同情這些小朋友」，陳建忠無奈地說。

　住在國父紀念館附近的林先生表示，他有兩個孩子，一個就讀小一，一個小三。孩子讀小學之前，因為進不了公幼，所以送到私立雙語幼稚園，一個孩子一年的花費超過廿萬元。原本以為上了小學之後，孩子的教育支出即可大幅縮減，結果卻不然。

　他抱怨，安親班註冊費一學期二萬五千元，每月還要繳交一萬二千元的月費，寒暑假另外收費，每月一萬五千元，一年下來得廿幾萬元。兩個孩子一年就要四、五十萬，都會雙薪族能夠怎麼辦？

　無論是富裕或小康家庭，也不管是雙薪族或中產階級，顯然為了下一代，再怎麼昂貴的教育投資，他們都捨得，只是孩子的學習都快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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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ㄊㄨㄚ行程滿 學子：好怕起床  ( 中國時報 2007.11.12 )


　課堂上，基隆市武崙國小導師葉斐光教到一段課文，內容是「放學了，我的心想飛回家」，此時，小六生小艾突然舉手發言說：「我一點都不想回家。」

　小艾在媽媽的安排下，母女倆就像拚命三郎，日日趕場。上午六時開始，小艾就要起床練鋼琴兩小時，常常練到上學遲到，總是八點以後才到校，媽媽告訴導師，太早到校是在浪費時間。放學後，媽媽開車載送小艾在大街小巷奔馳，因為要趕時間上才藝課。

　小艾的才藝課琳琅滿目，每周舞蹈兩天、繪畫一天，媽媽延攬老外在家教小艾英文，所以天天都有英文課。鋼琴課則分在兩處鋼琴教室學習，每天回家至少要練三小時，除了早上起床要練琴，經常晚上十時母女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還要練琴到半夜十二點。

　只要提起「補習」這兩個字，小女生眼淚立刻掉下來，讓父母更心疼，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小孩子讀書會這麼辛苦！而且辛苦了還不能保證未來會更好。

　「我每天早上都好害怕起床，因為下午放學後，我又要去安親班、補習班！」就讀台中市忠孝國小六年級的志強，他中午常吃不下，常常鬧肚子痛，輔導老師深究原因，發現孩子每天在安親班待到傍晚六點，吃過晚飯再去學跳舞、彈鋼琴、學畫畫，回到家都晚上九點了。

　經過訪談，他的心聲是「我好小，我好累喔！累到吃不下飯！跳舞要流很多汗，我的體力都不夠了，沒力了」，才念小學，就已經好久沒有享受跟爸爸、媽媽一起吃晚飯的天倫之樂，好想念以前跟媽媽一起玩撲克牌、講故事的日子，最大的願望竟是「今天不想去安親班！」。

　想知道小學生學習的行程有多忙碌，只要在放學時間到校門口，看看安親班擁擠的車龍就不難想像。補十幾種才藝的孩子，在業者眼中只算正常！英文、數學、音樂、繪畫不算特別，圍棋、作文，甚至自然生態才是當紅項目，台中忠信國小小六生敏華光補數學科就跑三個地方。

　王太太的女兒補家教班，只補數學、自然兩科，每月繳四千五百元。周六要上整天課，平日放學後到家教班也須待到晚上九點、甚至十點，回家洗個澡，還要應付學校的作業，經常忙到一兩點。「有時連我這個等著簽聯絡簿的人，都快累得不支倒地，何況孩子還要一寫再寫，準備隔天的考試！」不捨之情溢於言表。

　面對孩子越來越重的書包、聯絡簿甚至要加寫到浮貼紙上，王太太不禁懷念起當年聯考的日子。她說，當時國中有能力分班，大家都知道要拚才能考上理想高中，但壓力也不像女兒現在這麼大，教改究竟哪裡不對勁，她也很想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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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孟母三遷 看小孩快樂就值得  ( 中國時報 2007.11.12 )


　初秋，是台灣欒樹的開花時期，柔黃色的圓錐花簇密生在樹頂，從台中巿公益路遠遠望去，就像一陣陣金雨灑落。這樣垂手可得的美景對都會孩子來說卻都視而不見。為了讓孩子真正「快樂學習」，越來越多父母選擇逃離都市，成為「現代孟母」。

　「是哪一輛賓士啊？」一群小學生在台中巿惠文中學校門外等家人來接送，一位爸爸打手機給女兒，叫她趕快上車，誰知女兒放眼望去一排車陣，著急的回說，「是哪一輛啊？你是哪一輛呀！」

　這樣的畫面在台灣都會處處可見。富爸爸們以名貴轎車接送小孩，下一步就接往才藝班、補習班。孩子搞不懂，在學校認真聽，全都會了，明明學習得很好了，卻還得天天去安親班、補習班。

　這些早出晚歸的都會區孩子，看似已經贏在起跑點，但失去的更多。

　台北金華國中徐志雯老師就說，都會區的孩子生活太優渥了，有的孩子嬌到不吃有骨的魚、雞翅等東西；上家政課煮火鍋，也有學生分不清肉熟了沒。

　一位國中老師感慨，現在的孩子生活感受力真的不足，今年國中基測作文題目是〈我從同學身上學到的事〉，很多學生根本難以回答，一位總分二八○分以上的學生作文只拿了三級分，「內心感受的東西補不來的」。

　家住台北，曾任媒體記者的蔡文婷說，在城市裡孩子每天有寫不完的功課、補不完的習，「童年就這樣一下子就消失了！」

　她說，「孩子快樂與否，看神情就知道」，過去，她看著自己的兩個孩子在都會痛苦的學習著，覺得這樣不對，卻又找不到逃離的方法。

　等不及教改，蔡文婷帶著孩子，來到宜蘭一所公辦民營的「實驗學校」。儘管付出昂貴的代價，但她說，看自己小孩的眼神比以前亮很多，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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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董仔混大仔 不當細漢仔  ( 中國時報 2007.11.12 )


　阿扁總統常說，「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出身三級貧戶的他，在台灣窮困的年代，透過公平的教育制度和個人的認真打拚，爬到今日國家領導人的位置。同樣出身貧寒家庭的前教育部長郭為藩、林清江、黃榮村，也是因為早年受到良好的學校教育、自身的勤奮努力，以及國家的栽培，才有日後的成就，甚至成為推動教改的參與者。

　時空拉到現在，偏遠地區弱勢家庭的孩子，他們的夢是什麼？他們的希望在哪裡？他們還有可能透過現行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個人努力成為另一位陳水扁、郭為藩、林清江或黃榮村嗎？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一次，出身三級貧戶的阿扁，有沒有機會再次出頭？

　人生若重來 貧戶阿扁難出頭

　「難！」有八個兄弟姊妹、小時候父親長期臥病、家境貧苦的郭為藩說，早年的台灣社會，清寒的家庭很多，但父母多很重視孩子教育，因為讀書是重要的翻身機會。現在剛好相反，偏遠地區的弱勢學生，多半來自隔代教養、單親或外籍配偶家庭，這些家庭根本不重視教育。

　「雪上加霜的是，近十多年來的教育改革，偏重教育自由化，而教育自由化對社經地位較佳的家庭較有利，城鄉學生的學習落差已呈現Ｍ型，如果政府再任由這種現象發展下去，貧窮弱勢會變成遺傳現象。」郭為藩憂心地說。

　出身貧窮或富裕家庭、天生聰明或愚笨是任何社會都無法避免的，但只要政府的「教育均等」政策推動得宜，天生的差距是可以拉近的。十年教改的許多政策恰好相反，提供的是一個可能讓弱勢族群「輸在起跑點」的不公平的國民教育，城鄉學生的英文程度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國教不公平 兩極發展趨嚴重

　九年一貫課程規定，英文從小三才開始，但許多縣市卻早就從小一開始教起，有的父母甚至從小孩上幼兒園開始教。如果學校可以提供好的師資和教學環境，落差還不致太大，但現在偏遠地區很多學校連一個合格老師都沒有，兩極發展的雙峰現象才會越來越嚴重。

　即使是同一個鄉鎮，孩子的夢也是今昔有別。出生雲林台西鄉的前教育部長林清江，三歲時父親過世，家境十分清寒。他從小奮發向學，考取公費留英取得博士學位返國後，投身教育工作，曾被譽為「偉大的教育工程師」。然而，今天在他的故鄉，濱海小鎮與海風、飛沙搏鬥依舊，但貧窮人家卻看不到是否還能出現一個教育博士。

　台西風雲夢 是歪是正靠運氣

　在台西長大的小歪，今年剛從國中畢業，他的夢，不是高官，也不是學者，而是想學過去很多海口囝仔北上在三重埔、台北橋下討賺，闖出自己的名堂。小歪說，他知道有些同學的哥哥在外地打拚，成就很好，有人做「董仔」，也有人混成「大仔」，他覺得這兩種都不錯，就是不要留在鄉下做「細漢仔」。

　他決定畢業後到「大仔」那邊實習一陣子，磨練經驗，再找機會出外打天下。小歪說，他的本名有個「正」，取名小歪，意思是小小的不正，是正是歪全靠運氣。

　「小孩是張白紙！」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感慨地說，他能有今天，靠的就是學校教育。九年國教既然是義務教育，城鄉落差不能全部推給家庭結構，學校教育也應該徹底檢討。

　「教育自由化和社會公平應同時並重。」郭為藩說，教改十年，政府過度重視自由化的結果，無形中拉大了城鄉差距。他表示，美國自二○○二年開始推動「no child behind」措施，透過全國評量，強迫教育落後地區的學校加強學生的課業輔導。他認為我們從民國九十年開始實施的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不該再列為最高機密，應該公布各縣市鄉鎮及學校的成績，以更積極的作為縮短城鄉差距。

　教育商品化 城鄉差距更拉大

　台北縣教育局長劉和然也同意上述說法，他說，十年教改最大的問題出在未做好偏遠地區師資的配套，這才是造成教育城鄉差距拉大的主因，他也主張台灣教育應該「休養生息」一段時間，真的應該讓家長和孩子喘口氣。

　十年教改使台灣的教育越來越商品化、精英化、貴族化，大批輸在起跑點的學童，不僅因而難以翻身，也足以影響國家整體競爭力。如果政府不嚴肅面對，還可能演變成社會動盪，成為治安惡化的溫床。教育部或政府決策者，與其好高騖遠推動遙不可及的十二年國教，還不如務實地認真檢討目前以高等教育為主的資源分配，將面臨衝擊的國民教育基礎先打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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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火花已如風中之燭  ( 中國時報 2007.11.13 )


　十三年前，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等人發起「四一○教改大遊行」，一份名為「希望的火花來自民間」聲明，讓許多民眾不分年齡、性別及職業，自發性的結合，集體攜手跨越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為教育改革、為下一代走上街頭。

　十三年過去了，當年跟著爸爸媽媽走在林蔭大道上的孩子，若不是上高中，就已是大學生；即使那些還在父母手推車或襁褓中的嬰兒，如今也都該揮別稚嫩童年，進入青春叛逆的年少，為即將到來的國中基測日以繼夜地做準備。

　我們之所以重提四一○教改遊行，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忘記民間參與這場社會改革的初衷，也沒有忘記當年為下一代終結聯考夢魘的承諾。在政治紛擾、朝野對立的熾烈氛圍中，本報動員各地記者深入檢視當前最迫在眉睫的教育問題，探討歷經十年教改後所面臨的考驗，這不僅是媒體善盡該有的社會責任，也是對當年四一○教改精神的深刻反省，更是對孩子持續不變的真情關懷。

　然而，教育問題終究是經緯萬端、千頭萬緒，舉凡師資、課程、教材及入學方式，無一不是值得社會各界檢討的嚴肅課題，譬如九年一貫課程、建構式數學，一綱多本教材及多元入學方案等，確實皆有諸多亟待檢討改進的面向。我們當然也明瞭自一九九四年以來歷經七任教長的教育改革，並非毫無成果，甚至某種程度而言，每位教育部長各自在不同階段都扮演不同的角色，無論任期長短、評價為何，他們其實都曾經參與過教改行列，對解嚴之後的台灣教育皆有其一定的貢獻。

　因此，當本報著手規畫教育專題之際，即設定以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為調查主題，畢竟這既是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也是絕大多數人都關切的議題。但令人震驚的是，透過專題報導卻意外發現城鄉學習落差之大，已成為台灣教育最核心的環節，而且問題的嚴重性遠超乎一般人的想像。尤其在Ｍ型學習現象的背後，所暴露的社會結構丕變，以及貧富家庭經濟的鮮明對比。

　舉例而言，在現今普遍富裕的台灣社會裡，仍有像雲林口湖海邊的貧困孩子，他們若不是得串三萬個蚵殼才能換來一個月的補習費，就是窮到想買一盞檯燈都不可得！又如，位在首善之區的台北金華國中，與後山的台東瑞源國中、偏遠的新竹五峰國中，他們在全校國中基測成績平均分數的差距，簡直有若天壤之別。

　其實，貧窮是每個時代都存在的社會問題，我們認為台灣教育問題的關鍵也不在於此，「因為經濟弱勢總有翻身的時候，但學習弱勢卻很可能是一輩子的苦」。換言之，原本提供一個公平的國民教育學習環境，讓每個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權，是政府天經地義的責任，而今卻因伴隨十年教改的過度自由化，以及教育資源分配的失衡，已出現嚴重的城鄉落差。倘若不能及時扭轉，這種傾斜的學習差距勢必成為許多窮困家庭難以負荷的痛。

　我們並不是要全盤否定教改，但是當年教改訴求「帶好每一個學生」，希望做到「一個也都不能少」，或者單純地讓孩子快樂學習、讓家長負擔減輕、讓台灣教育更有競爭力等目標，卻顯然越走越遠。可是，政府或者教育決策者卻彷彿沒有聽見那些偏鄉孩子無錢補習的吶喊，沒有看到都市孩子整天奔波的無奈，逕自一骨腦兒地大談十二年國教，高談學前教育向下延伸。

　我們不願唱高調，因為教育問題包羅萬象，從升學壓力沉重、大學生滿街跑到教育素質每況愈下，真的要仔細探究教改亂象，豈是一篇社論、一張專刊能交代的。我們只想直陳，作為台灣教育基石的九年國教，已因兩極發展的隱憂而呈現鬆動的危機，誠如前教育部長郭為藩所言，「政府再任由這種現象發展下去，貧窮弱勢會變成遺傳現象。」

　孩子是台灣希望的火花，當年四一○為教育改革而走的訴求，能贏得超越黨派的力量支持，就是大家都期待生命中的希望之火能燃燒得更旺盛。但回首十年教改，我們不禁要問政府，是否感受到那希望的火花已微弱如風中之燭呢？